网评丨健康县城建设关键要补齐短板

往后，他们学习和运用法律时，四年的社科熏陶一定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同的身份关系可以形成不同的同质共同体，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共同体同样是同质的单一共同体，与其他身份共同体相比，公民共同体只因为公民这一建构身份就具有了合法性。原因在于，体现人民权力的形式宪法和法律确立了它们作为最终承认规则的有效地位，否弃了在国家领域中存在若干平行权威的指涉，强化了法高于党的依法执政原则。

政治共同体下的同志观念以及人民观念强于公民身份观念，在特殊情况下，同志身份或人民身份甚至可以替代公民身份。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理政的规范行为原则，是被确认为治国方略的宪法原则，然而，将这种原则化的规范行为转化为社会成员一体遵循的行为标准需要执政党的前立法行为，执政党在遵守合宪性原则的前提下提出贯彻依法治国的具体方针和政策，以作为具体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的指导性建议。宪法性建制主要是指通过成文宪法或不成文宪法完成人民权力向国家权力的规范转化，进而完成从抽象权力向具体权力的转化。前立法行为是执政党才具有的一项权力，它是产生再立法行为的必要条件。参见梁治平：《法治进程中的知识转变》，载《读书》1998年第1期。

重要的是，天下之公提出了有别于官府之公的论题，它超越了官府之公又成为制约官府之公的中国式自然法概念。【注释】 本文获中国法学会第九届（2014）中国青年法学论文征文三等奖。例如目标都是健美身材，一个人是胖子，另一个人是瘦子，前者需要减肥，后者则需要增肥。

上帝之所以不需要制度是因为他就是至善的标准。目标是否相同是制度能否借鉴最重要的因素，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不同都会导致制度选择的不同。当然，可能还有城乡结合部的猫既要会抓老鼠也要好看听话。有的存在可能是我们满意的，我们就说存在的是合理的，我们就将该存在制度化、规范化。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具有恶性和善性的两面性，区别在于恶性多一点还是善性多一点，只不过在非此即彼的划分中才分为好人和坏人。当一个常常吃不饱的饿汉看到大腹便便的胖子减肥是不是也要跟着减肥呢？从整体来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可以说是三代同堂：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

因为城里人去市场买猫不是用来抓老鼠的，而是用来做宠物的。立宪党导制的理论基础是适度赋权论，即公民将一部分权利保留，也就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不容许任何包括政府在内的主体的侵犯，同时公民赋予政府一部分权利，任由政府自由支配。适度赋权论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体制的理论。实效主义认为，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更好的制度。

1.2 制度的借鉴 制度的主体性是不是反对制度的借鉴呢？答案是否定的，明确了制度的主体性反而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借鉴，而不是所谓简单化的移植。我们用行路也许可以将制度的移植问题说得更明白一些。实效主义立足于现实，从现在起步。但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好坏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现实时代背景和发展需要，在于其是否合适、合体，而不在于其是否先进和主流。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有些制度是解决发展后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或不能公开讲出来？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点：首先，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名字。

对于农村老太太来说，买了不会抓老鼠的猫，不管这个猫多么好看，都是买错了猫，因为她的目标是抓老鼠。君主立宪制的制宪主体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人民，党导立宪制的制宪主体可以是党也可以是人民，我们所提出的党导立宪制的制宪主体是人民。

因为鞋是否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外界很难做出评价，自己可能会强作欢颜。世界上既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片完全不同的树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是在苏联作为正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背景下，对于国际社会质疑我国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是一个有效的护身符，因为作为弱者的中国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护身符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立宪党导制最初的名字是党导立宪制，由柯华庆于2015年3月6日在《宪法与党章的二元宪政》中首次提出，引发各界热议。很多中国学者从发达国家学习到某个制度，就以为掌握了科学，打着科学的旗号推销这些制度，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就是正确的不可违背的东西，从而获得一种真理的制高点，事实上，将制度当作科学就是法学界教条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有的存在不合我们的价值，我们就说存在的是不合理的，对于这类存在我们想办法去改变，我们在改变此类存在时需要考虑我们所追求价值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最后是我们对我们的制度不太自信，所以不敢讲出来。在经济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的背景下，我们的自信心被激发出来，于是乎就有了三个自信、甚至于四个自信（三个自信加上文化自信），然而，我们的自信都是中国特色的，缺乏普遍性，难以与他国交流与分享。

毛泽东的话尽管不雅，但是对于中国学术界无疑是一记重锤，可悲的是还是有不少专家学者仍然在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狗屎不如的教条却不自知。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即以书本上的个别词句代替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不肯理论联系实际，将理论教条化。

我国过去成功的经验也不一定就能用于现在，因为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可能已经变了。在同样的制度下，不同的人的反应是不同的，同一个人在不同制度下也是不同的，所以制度和人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因素，不可偏废于哪一方面。

事实上，两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立宪君主制、立宪党导制和立宪民主制都是宪法下的政治，区别在于宪法中所规定的政治体制分别是君主制、党导制和民主制。衣服穿在身上合不合适还要看场合，演讲时穿的可能不适合写作时穿，在家里穿着舒服的衣服可能不适合在宴会上穿。我们猜测实用主义猫论是四川农村老太太买猫时常常说的，她们去集市买猫是用来抓老鼠的，现在的城里人去商场买猫是不是也会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呢？不会。

完全相同起点、目标和约束条件的两个人或者国家几乎不存在，就是相似的也不多。在此意义上，中国政法大学柯华庆教授团队关于立宪党导制的研究极富现实与历史意义。

我们长期以来不区分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与作为控制社会的制度，以为是同一个东西。人都有善的基因和恶的基因，不同人的区别在于多少，而不在于有无，好的制度将人们的善的基因激发出来使恶的一面隐藏，坏的制度将人们恶的基因彰显使善的隐藏。

仅仅强调实证的思维是存在的即合理的，是保守主义。现在的制度设计通常将所有人同等看待，因而所设计出来的制度太简单化，实际效果比较差。

他们认为： 宪政是摒弃革命思维，崇尚改良道路的制度设计，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不同国家政治力量分布也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宪政模式自然不同。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世界上也没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只要是人就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例如追求幸福、追求自由等等，所以有些价值毫无疑问是普世的。自主性要求我们要有主体意识，不为外界的声音所动摇，同时也要求我们要以开放的胸怀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前者遵循求是理性、求真理性，后者遵循求效理性，科学求是、求真，技术和制度求效。

我们只有在区分的基础上才能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在求真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在对社会充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做事求效。但是将经济原则用于政治、学术和宗教等一切领域则是教条主义，导致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和数字化管理。

美国人普遍觉得机会平等就行，而大多数中国人宁患寡不患不均，这就决定美国制度设计可能只需考虑消极自由，中国制度设计可能要以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相结合的共同自由为目标。制度的主体性提醒我们，他国成功的制度可能不适合我们也可能部分的适合我们，我们需要站在自身主体的角度去进行判断。

当我们摒弃教条主义的思维，深入宪政的历史和理论长河，就可以理解立宪党导制的魅力之所在。立宪党导制是中国的现实，只不过现在是以潜规则形式存在，不规范的地方很多，我们需要将其变成明规则，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